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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阿联酋迪拜12月5日电 (记者 庞无忌)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5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期间透露，2022年，全球在可再生能源、电动车以及回收利用项目等领域投资规模达1.1万亿美元，中国占全球投资总额的近一半，是能源转型方面的最大投资国。

　　当日，COP28中国角举办“绿色金融与气候应对：中国银行业的角色与机遇”边会。赵英民表示，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2022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超过51%，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5%，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连续8年位居世界首位。目前，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已构建完成，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已制定发布了碳达峰实施方案。

　　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海量资金保障。据估算，中国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全社会需要每年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

　　在绿色金融方面，赵英民表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从2018年末的8.23万亿元增长至2022年末的22.03万亿元，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达28.58万亿元；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达1.98万亿元。

　　在碳市场方面，赵英民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运行两年多来，市场总体运行平稳，价格发现机制作用初步显现。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工作已基本就绪。

　　下一步，中国将加快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数据质量管理为重点，加快完善碳市场运行管理的各项基础性制度，着力健全市场风险防控体系，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积极开展业务创新，推动各类主体参与，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加快启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相关工作，逐步扩大市场支持领域。(完) 【编辑:房家梁】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人倾注一生，只为揭开远逝文明的神秘面纱。作为西方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化和考古研究专家之一，杰西卡·罗森教授在牛津大学担任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故宫研究院顾问、北京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曾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大学墨顿学院院长。2022年，杰西卡·罗森教授因在汉学界的卓越贡献荣获2022唐奖汉学奖。

　　自孩童时代起，杰西卡·罗森便对遥远的中国文明充满好奇。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她不仅有机会亲近中国的文物，还将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进行比较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杰西卡到访中国数十次，考察了包括三星堆、良渚遗址在内的大部分中国重要考古遗存，围绕中国各个朝代的墓葬，进一步挖掘出土器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她在学术生涯中笔耕不辍，2023年她出版的新书《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以中国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人民网的独家专访中，这位八十岁精神矍铄的西方学者，与我们分享了她早年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以及她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细致研究和对中华文明的深入探索。她在中国艺术与考古，尤其是商周青铜器、汉代墓葬等领域的学术造诣，掀起了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研究热潮，增进了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传递世界文化、促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大英博物馆种下的中国情结

　　人民网：您自己说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和考古研究，从小就对中国好奇，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汉字是什么时候？

　　杰西卡·罗森：我第一次注意到汉字，或者说接触到汉字，是因为我的父母。我大概八到十岁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大英博物馆看罗塞塔石碑。当看到有一种几乎是用图画或符号组成的文字时，我非常激动，因为这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我无法拼写。

　　于是我父母说，如果你对这类文字感兴趣，为什么不看看汉字呢？ 他们给了我一本《自学中文》的书。我不认为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真的能从这本小书里自学中文，但我在那个年纪就开始在笔记本上抄写汉字了。然后我看了一些中国的图片，有宝塔和柳树。你在英国的餐具上看到的东西都源于中国，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有着有趣文字的地方很感兴趣。后来我在剑桥大学读本科，选择了历史专业。

　　人民网：您后来为什么选择去大英博物馆工作？

　　杰西卡·罗森：我当时非常想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物。所以我申请了去大英博物馆工作。幸运的是，我被录用了。在1968年我就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了。我不懂中文，也不知道中国瓷器是什么，但其他策展人都对这些很了解。

　　大英博物馆的老师们坚持认为，如果你现在要来这里工作，就必须学会中文。于是，他们把我送到了伦敦亚非学院(SOAS)，我在那里攻读了中国语言文学学位。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同时，还在SOAS攻读全中文学位。取得学位后，我能读懂一份简短的中文考古报告，但也仅仅是读懂而已，得花很长时间才能更加熟悉。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27年，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成果的。

　　数次访华揭开东方“神秘面纱”

　　人民网：自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后，您数十次到访中国。第一次去中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杰西卡·罗森：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5年。直至2019 年，我每年都会去中国。从2010年到2019年退休，我每年都会访问中国三次。那是我为新书筹备进行最密集研究的时期。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才30多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里的景观、建筑和食物各方面都不相同。尤其是像故宫这样的建筑。因为我们的建筑就像教堂一样，前窄后长，是石头的，而中国的这些传统建筑是木头做的，并且是置于一个平台上横向搭建的。我意识到我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才是最激动人心的。

　　对于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那是一次意义非凡的旅行。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解中国的地理。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经历在于，在中国旅行不仅仅是去一个地方，而是去各种不同的地方。

　　人民网：您在中国的旅行中，发现了哪些与西方不同的地方？

　　杰西卡·罗森：中国特别美，特别是如果你了解我去过的地方，开阔的乡村、巨大的山脉、黄土高原、内蒙古边缘的城市等。中国的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我觉得，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不在于我有40多年在中国游历的经历，而是我去过那么多不同的地方，感受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各种作物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我认为西方人缺乏的一点，是对中国的幅员辽阔广阔和不同地区多样性的了解。

　　人民网：您在1996年创办了一场令人记忆深刻的中国展——古代中国之谜。能谈谈当时展览的反响和您的回忆吗？

　　杰西卡·罗森：我在一些人的协助下撰写了展览目录。那是一次富有戏剧性的展览，我想，或许是因为它让我和许多其他人意识到，中国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倘若你看《史记》或周朝的青铜器铭文，那么你看到的是中国的其中一面。但若通过考古学去研究，那么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该展览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如今，那里也有了真正的新发现。所有人都知道，三星堆文明与商朝处于同时期，但显然它并不属于商朝，甚至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区域性文明。但我认为良渚、三星堆这些遗址揭示了人们以前从未见过或从未关注过的玉器、青铜器和思想。

　　你可以很清晰地从众多资料中看到，这些人的信仰、生活方式和习俗都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区域，与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是完全脱离的。中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就由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力量和不同的观念组成，所以这并不奇怪。

　　“中国古风”席卷西方学界

　　人民网：您对中国各个朝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能分享一下您认为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吸引您的发现或见解吗？

　　杰西卡·罗森：我在不同时期做了不同的研究。我专注的领域是商周直至汉代。但我也写过关于唐朝的文章，例如唐朝的中国人为什么以及如何模仿西亚的陶瓷之类的，这很有吸引力。在那个时代，中国与西亚有很多贸易往来。他们制造的东西一部分用于出口。我认为他们把这些专供出口的制品变成了自己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三彩"完全不符合中国的特色，更像是西亚陶瓷，但唐墓中出土了三彩人物、三彩碗碟。因此，中国人似乎为这种异国元素的作品创造了一个国内市场，尤其是在墓葬中的应用。

　　另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是与皇家艺术研究院合作研究清朝的三位皇帝，并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了众多相关的素材。北京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遗迹之一，拥有非常棒的资料。

　　人民网：您的新书《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主要专注于中哪一个领域的研究？

　　杰西卡·罗森：这本新书是关于墓葬的，我们通常认为，祖先对于后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墓葬的意义所在。这一点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并没有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延续下去。在中国古代，墓葬要比现在的阵仗大得多，明朝、清朝的皇帝都有大型陵墓。人们秉承着一种信念，一个家族必须尊重和供养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建造了有价值的坟墓。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并没有如此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后来观察了所有的这些墓葬，意识到商周，或许是秦汉时期建造墓葬的人，是真心希望他们的祖先有一个美好的来世。这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让我感受到，家庭以及对整个宗族的关怀是维系整个中国社会的关键。

　　我认为人们需要理解的一点是，中国有许多不同的地区，这些地区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习俗，并且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同的食物和几乎不尽相同的方言。我在写这本书时开始思考的最多的，是中国拥有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都将家庭视作是重心。但在中国，社会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庭，我们称之为一个家族，或者说有许多分支和许多已婚的儿女，或者像现在一样可能是一个很小的单位。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的世世代代的层级结构。如果你是儿子，你不能取代你的父亲，不能抢夺他的位置，这种等级制度是不可改变的。

　　人民网：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根据您对牛津大学的了解，您认为现在学习中国文化的人多起了吗？

　　杰西卡·罗森：当然，研究中国的人肯定是更多了，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特别是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和中国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还没有中国历史学家。我认为，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对于中国的研究课题，已经从局限于强调古代汉语的语言教学部门扩展到了如今许多大学都包涵的当代中国的领域。还有一些来自中国的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化学家等等，他们都是中国籍或华人，在西方大学里教授相关学科。我认为，中国在各个层面已经开放了许多，但语言仍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编辑:朱延静】